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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廣東法院行政訴訟十大典型案例

一、廣州某百貨有限公司訴廣州市公安局花都區分局罰款案

【案例要旨】

對于未經許可舉辦大型群眾性活動并造成疫情防控風險的,公安機關有權依據《大型群眾性活動安全管理條例》的規定作出處罰。

【案情及裁判】

原告:廣州某百貨有限公司

被告:廣州市公安局花都區分局

廣州某百貨有限公司未經公安機關許可,于2020年10月30日起在廣州市花都區獅嶺鎮某百貨商城門口舉辦“美食嘉年華活動”,實際參與人數達到1000人以上。廣州市公安局花都區分局依據《大型群眾性活動安全管理條例》第二十條第二款的規定,決定對該公司舉辦的該活動予以取締,并處以罰款20萬元。該公司不服,訴至法院。

廣州鐵路運輸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廣州某百貨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該公司不服,提出上訴。

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二審認為,廣州某百貨有限公司為追求經濟利益,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間,未經公安機關許可,舉辦大型群眾性活動。廣州市公安局花都區分局對該公司作出取締活動并罰款20萬元的行政處罰,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適用法律法規正確,量罰適當,程序合法。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官點評】

《大型群眾性活動安全管理條例》明確規定了大型群眾性活動提前向公安機關申請安全許可制度。新冠肺炎疫情出現以來,減少不必要的人員聚集成為常態化疫情防控措施。企業或其他經營者舉辦的預計參加人數在1000人以上的大型群眾性活動,應當提前申請安全許可,并遵守疫情防控相關規定。2020年10月15日,廣州市花都區發現1例新冠病毒肺炎無癥狀感染者,當晚廣州市花都區疫情防控指揮部已啟動應急響應。時隔僅半個月,廣州某百貨有限公司為追求商業利益,違反《大型群眾性活動安全管理條例》相關規定,造成明顯疫情防控風險。人民法院判決確認行政處罰決定的合法性,堅定支持行政機關依法采取防控措施。

 

二、葉某訴深圳市大鵬新區葵涌辦事處不予發放生態保護專項補助案

【案例要旨】

政府的相關文件雖規定行政相對人不配合政府特定工作的,可終止向其發放生態保護專項補助,但在以協商收購方式推進房屋拆遷和土地整備工作過程中,不能僅以相對人未與行政機關達成補償協議認定其不配合政府工作,從而停發生態保護專項補助。

【案情及裁判】

原告:葉某

被告:深圳市大鵬新區葵涌辦事處

2018年1月2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印發深府規〔2018〕4號《深圳市人民政府關于大鵬半島保護與開發綜合補償有關規定適用范圍的批復》規定,存在“不配合政府主導的搬遷、拆遷、土地整備及附著物征收”情形的,屬于深府〔2007〕35號《關于大鵬半島保護與開發綜合補償辦法》“一、關于生態補償”部分“(三)責任和義務”規定的內容,政府有權終止發放其生態保護專項基本生活補助費。2018年12月24日,深圳市大鵬新區葵涌辦事處(以下簡稱“葵涌辦事處”)公布了2018年度大鵬半島生態保護專項補助考核結果,并在壩光社區公示欄進行了張貼。在生態保護專項補助人員名單中,葉某的備注為:“不配合壩光搬遷工作扣除1-12月生態補助”。另查明,2018年12月12日,在葉某的《大鵬半島生態保護專項補助對象考核表》上,大鵬新區壩光社區整體搬遷安置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出具的意見為:“該考核對象違反《深圳市人民政府關于大鵬半島保護與開發綜合補償有關規定適用范圍的批復》第4條規定:不配合政府主導的搬遷、拆遷、土地整備及附著物征收的。處理建議:暫停發放2018年度(1-12月)生態專項補助。”葉某不服,訴至法院。

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駁回葉某的訴訟請求。葉某不服,提出上訴。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葵涌辦事處認定葉某不配合政府主導的搬遷、拆遷、土地整備及附著物征收,但提交的證據不足以認定葉某存在不配合情形。而且,涉案壩光整體搬遷項目在相關房屋拆遷許可證到期后,葵涌辦事處通過協商談判達成補償安置協議的方式實現土地整備目標,葉某不負有必須與政府部門簽訂搬遷安置補償協議的義務,無法推導出不簽約就是不配合政府工作的結論。政府通過協商收購的方式實現土地整備目標,實質是通過非強制性手段,以協商方式實現行政管理目標,減少對抗。一旦協商不成,政府也可視情況予以強制征收以保障項目的推進。本案中,如果將協商不成認定屬于葉某不配合政府主導項目的情形,并讓葉某由此承擔不利法律后果,則有名為協商、實為強制收購之嫌,背離協商收購的執法初衷。二審審理期間,葉某確認已于2021年4月25日收到2018年度生態保護專項補助。法院遂判決:撤銷一審判決;確認深圳市大鵬新區葵涌辦事處不予發放葉某2018年度生態保護專項補助的行為違法。

【法官點評】

行政機關以相對人不配合政府工作為由,要求相對人承擔不利法律后果,要有明確的法律依據,還應就相對人不配合的具體事實進行舉證。行政機關通過協商收購房屋的方式實現土地整備目標,系期冀通過非強制手段,實現行政管理目標。協商收購,應尊重相對人自身意愿,盡量通過充分協商達成一致。若對未簽約的相對人施加額外的不利后果,則無法真正落實協商收購中的自愿公平原則。

 

三、化州市人民檢察院訴化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不依法履行監管職責案

【案例要旨】

因違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受到行政處罰后一年內又實施同一性質的食品安全違法行為,或者因違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受到刑事處罰后又實施食品安全違法行為,屬于情節嚴重應予吊銷許可證之情形。

【案情及裁判】

公益訴訟起訴人:化州市人民檢察院

被告:化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

茂名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分別對廣東某食品公司于2019年5月23日和2020年3月14日生產的“橘紅樹”包裝飲用水(規格:18L/桶)進行抽樣檢驗,發現不合格,均將上述不合格食品案件轉交化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化州市監局”)核查處理?;菔斜O局分別立案調查后,作出化市監處字〔2019〕157號《行政處罰決定書》和化市監處字〔2020〕136號《行政處罰決定書》,均為金錢罰,罰沒款項共計51770.5元。后化州市人民檢察院向化州市監局調取了立案查處該食品公司的行政執法案卷材料,決定對該局不依法履行監管職責案進行立案審查。2020年9月15日,化州市人民檢察院向化州市監局發出檢察建議,要求該局進行整改?;菔斜O局答復后,化州市人民檢察院仍認為該局未依法履行監管職責,遂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訴訟。

茂名市茂南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第六十七條規定,因違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受到行政處罰后一年內又實施同一性質的食品安全違法行為,或者因違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受到刑事處罰后又實施食品安全違法行為的,屬于情節嚴重,依法應吊銷許可證。本案中,廣東某食品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因違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受到行政處罰。而化州市監局在對該公司于2020年3月14日生產、銷售不合格的“橘紅樹”包裝飲用水(規格:18L/桶)的違法行為進行查處時,未能查清該公司是否存在因違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受到行政處罰后一年內又實施同一性質的食品安全違法行為的情形,對該公司進行減輕處罰,屬于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法規錯誤。在化州市人民檢察院發出檢察建議后,該局仍未依法履行職責,該食品公司仍具備生產、銷售包裝飲用水的資格,并出現該公司生產、銷售的包裝飲用水再次被檢驗為不合格情況,危及不特定消費者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社會公共利益持續處于受侵害狀態。據此,法院判決:撤銷化州市監局化市監處字〔2020〕136號《行政處罰決定書》;限化州市監局在法定期限內重新作出行政行為。一審宣判后,雙方當事人未提出上訴。

【法官點評】

本案是茂名地區首例由檢察機關提起的行政公益訴訟案件。食品安全無小事,行政機關應當嚴格執法標準。人民法院經審理依法支持檢察機關行使公益訴訟職能,督促市場監管部門依法履職,切實維護市場秩序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四、黃某訴江門市新會區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局給付工傷保險金案

【案例要旨】

職工申請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社保經辦機構以其與用人單位之間存在醫療費用墊付爭議、未能提供用人單位蓋章確認的申請資料為由決定不予核定報銷,與工傷保險制度的立法精神不符,依法不予支持。

【案情及裁判】

原告:黃某

被告:江門市新會區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局

第三人:廣東某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廣東某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新會分公司

黃某是廣東某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新會分公司后勤服務員。2019年11月7日,黃某在工作時受傷,被認定為工傷,經鑒定為勞動功能障礙七級。2020年8月26日、12月15日,黃某兩次向江門市新會區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局(以下簡稱“新會區社保局”)申請享受一次性傷殘補助金、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住院伙食費和報銷醫療費等工傷保險待遇,并提供了醫療費票據等作為申請材料。黃某確認在其申請報銷的兩筆住院醫療費(總計194592元)中,用人單位已支付部分費用95828.5元,但其與用人單位就該筆款項的墊付產生爭議,雙方未能就該次工傷醫療費報銷款項劃入的銀行賬戶達成一致,故無法提交填寫完整并由用人單位蓋章確認的《工傷保險待遇申請表》、銀行賬號、墊付確認書等資料。新會區社保局審核認為,《工傷保險待遇申請表》為廣東省統一文本格式,申請享受工傷醫療費待遇需用人單位在該表中蓋章確認,而黃某未能提供該材料,故不予支付黃某該兩筆住院醫療費用。黃某不服,訴至法院。

江門市江海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黃某未提交填寫完整并由用人單位蓋章確認的《工傷保險待遇申請表》等資料系因為其與用人單位存在醫療費用墊付爭議?!吨腥A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工傷保險條例》等法律法規并未規定將前述材料作為申請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的必要前提條件。而且,《廣東省工傷保險條例》還規定了“先行支付工傷保險待遇”及“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向用人單位追償”等先行支付制度。工傷保險制度目的在于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的職工獲得及時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促進工傷預防和職業康復。如將工傷職工與用人單位之間存在醫療費用墊付爭議而無法提供用人單位蓋章確認的申請材料作為不予核定給付工傷保險待遇的理由,顯然與工傷保險制度的立法精神不符。社保經辦機構及時核定給付工傷保險待遇是其法定職責,相關墊付爭議可另行通過法定途徑進行主張及解決,該爭議不屬于涉及第三人責任的工傷醫療費及重復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法定先行處置事由,社保經辦機構以此為由對工傷保險待遇不予核定,使得工傷職工的合法權益不能得到及時救濟。法院經審查,對黃某申請支付的該兩筆住院醫療費,除未納入工傷保險目錄的收費項目、非治療涉案工傷部位、不符合《廣東省工傷保險基金省級統籌業務經辦規程》關于“醫療康復機構收費收據或發票原件”規定等部分費用不予支持外,其余部分費用予以支持。據此,判決:新會區社保局于30個工作日內履行從工傷保險基金中向黃某支付工傷保險待遇的醫療費用179377.76元款項的給付義務;駁回黃某的其他訴訟請求。一審判決后,各方當事人均未提起上訴。

【法官點評】

法律、法規未將提交用人單位蓋章確認的相關申請材料作為給付工傷保險待遇的必要條件,本案社保經辦機構對該申請材料的要求與工傷保險制度立法目的不符。人民法院在查明相關事實后直接判決確定應當給付的工傷保險待遇數額,實質化解相關爭議,有力保障受傷職工及時獲得工傷保險救濟。判決后十五日內,行政機關已自覺履行判決確定的給付義務,原告專程向法院提交感謝信,案件取得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五、江某訴雷州市公安局不履行清除違法犯罪記錄法定職責及行政賠償案

【案例要旨】

公安機關錯將行政相對人當成犯罪前科人員錄入公安系統,且經多次反映,仍未對相關記錄進行清理,由此給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依法應承擔賠償責任。

【案情及裁判】

原告:江某

被告:雷州市公安局

原告江某在2003年11月、2005年8月被以犯有販賣毒品罪和故意傷害罪的犯罪前科為由,先后登記在“廣東禁毒系統”、“全國違法犯罪人員信息資源庫”中。江某發現該情況后,多次向有關部門反映上述情況。根據雷州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及城外派出所出具的兩份《證明》,本案身份證號碼尾數為0318的原告江某沒有違法犯罪記錄,其系被當時辦案民警錯誤當成湛江市另一位身份證號碼尾數為0316的案外人江某。2020年7月9日,江某向雷州市公安局郵寄了關于刪除錯誤登記的違法犯罪記錄并賠償經濟損失的申請。該局于當日簽收,至一審庭審結束時,仍未對江某被錯誤錄入的前科犯罪記錄作清除處理。

湛江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雷州市公安局存在錯誤將江某作為犯罪前科人員錄入公安系統的明顯不當行為,事實清楚,但不存在法律規定侵害江某人身權的情形,江某的賠償請求不能成立,判決:一、責令雷州市公安局在七日內消除江某的違法犯罪記錄;二、駁回江某的其他訴訟請求。江某不服,提起上訴。

湛江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雷州市公安局經江某多次反映仍未對錯誤登記的犯罪記錄進行刪除處理,致使該錯誤存在十多年,明顯存在不履行法定職責的情形,對江某的合法權益造成了損害,應予賠償。據此,判決:維持一審判決第一項;撤銷一審判決第二項;限雷州市公安局于六十日內向江某支付賠償金5萬元。

【法官點評】

相關記錄的準確與否與公民的生活息息相關,保證記錄的準確性是行政機關的應盡之責。行政機關在發現相關記錄有誤時,應及時采取補救措施予以糾正,因怠于履行糾錯職責的,應承擔相應法律后果。該判決對行政機關及時、正確履行法定職責有促進作用。

 

六、譚某林訴中山市應急管理局、中山市人民政府罰款及行政復議案

【案例要旨】

自然人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亦負有安全生產責任,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規定的“生產經營單位”。

【案情及裁判】

原告:譚某林

被告:中山市應急管理局、中山市人民政府

2018年7月20日,黃某茂為修建住宅與某建筑工程公司簽訂《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取得建設施工許可證后,黃某茂找到包工頭譚某林,以其母親名義與譚某林簽訂《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由譚某林作為實際施工人進行施工。2018年11月2日上午,譚某林安排兩名臨時工張某生、張某忠到涉案工地做收尾工作時,張某忠墜樓受傷后死亡。

2020年1月2日,中山市人民政府批準成立的事故調查組形成了調查報告,認定涉案事故是一起安全責任事故。事故的直接原因為張某忠違反操作規程。間接原因為:1.譚某林不具備安全生產法和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標準或者行業標準規定的安全生產條件,而從事生產經營活動;2.譚某林未對從業人員張某忠進行安全生產教育和培訓,保證從業人員張某忠具備必要的安全生產知識,熟悉有關的安全生產規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規程,掌握本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3.業主黃某茂將建筑工程發包給沒有施工資質的包工頭譚某林。2020年1月14日,中山市人民政府批復同意調查報告。

2020年4月26日,中山市應急管理局對譚某林作出(中二)應急罰〔2020〕28號《行政處罰決定》,認定譚某林對生產安全事故的發生負有責任,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等規定,決定對譚某林罰款21萬元。譚某林不服,申請行政復議。2020年9月10日,中山市人民政府作出中府行復〔2020〕848號《行政復議決定書》,維持上述處罰決定。譚某林仍不服,訴至法院,主張其作為自然人不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上的“生產經營單位”。

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駁回譚某林的訴訟請求。譚某林不服,提起上訴。

中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對于自然人是否屬于“生產經營單位”,應當結合安全生產法“防止和減少生產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和財產安全”的立法目的,并依照《廣東省安全生產條例》第五十二條“本條例下列用語的含義:(一)生產經營單位包括……不具備企業法人資格的合伙組織、個體工商戶和自然人等生產經營主體……”及《安全生產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辦法》第六十八條“本辦法所稱的生產經營單位,是指合法和非法從事生產或者經營活動的基本單元,包括……個體工商戶和自然人等生產經營主體”之規定進行認定。中山市應急管理局認定譚某林屬于生產經營單位,應對涉案安全生產責任事故承擔責任,作出的處罰決定并無不當。中山市人民政府復議維持該處罰決定正確。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官點評】

“生產經營單位”是安全生產法的基礎概念,決定了該法的適用對象范圍。實踐中,對于何種情況下自然人構成“生產經營單位”存在爭議,應著重考慮安全生產法“防止和減少生產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和財產安全”的立法目的,并結合相關規定進行認定,該案判決具有借鑒意義。

 

七、朱某強、朱某溪訴惠來縣隆江鎮人民政府行政處理案

【案例要旨】

行政機關應按自身承諾的送達方式履行送達義務,因行政機關未按承諾進行送達,導致行政相對人耽誤起訴的,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的“其他不屬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誤起訴期限的情形”。

【案情及裁判】

原告:朱某強、朱某溪

被告:惠來縣隆江鎮人民政府

第三人:朱某復、惠來縣隆江鎮鳳紅村民委員會

2016年7月13日,朱某溪、朱某松因與朱某復發生集體土地使用權爭議,向惠來縣隆江鎮人民政府(以下簡稱“隆江鎮政府”)申請確權。2018年11月4日,隆江鎮政府作出《土地權屬爭議案件不予受理決定書》,于同月8日向朱某溪、朱某松的委托律師郵寄決定書,并附有一份告知書,內容為“現將申請人朱某溪、朱某松的《土地權屬爭議案件不予受理決定書》共2份郵寄貴處(代理律師),請轉交朱某溪、朱某松本人。如無法送達其本人,請將信件退回我府,我府將郵寄至其戶籍地址。謝謝。”律師于2018年11月15日將該決定書郵寄退回隆江鎮政府。2019年9月6日,隆江鎮政府向朱某溪、朱某松郵寄上述決定書,并在決定書上備注:“本決定書已于2018年11月向你們(朱某溪、朱某松)送達,因有關法院反映你們仍需該決定書,故再次將本決定書提供給你們。本次提供的決定書僅系重復提供,不具有其他法律意義。”朱某強(系朱某松之子,朱某松已去世)、朱某溪對該決定書不服,訴至法院。

揭陽市榕城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朱某強、朱某溪的起訴超過法定起訴期限,裁定駁回起訴。朱某強、朱某溪不服,提起上訴。

揭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隆江鎮政府于2018年11月4日作出《土地權屬爭議案件不予受理決定書》并于同月8日郵寄給朱某溪、朱某松的代理律師,并告知代理律師若無法送達朱某溪、朱某松即退回由該府重新送達,應視為隆江鎮政府主動免除了代理律師代為領取文書的義務。朱某溪、朱某松的代理律師也依告知書將上述決定書退回隆江鎮政府。因此,隆江鎮政府向代理律師郵寄決定書的行為不能被認定為已向朱某溪、朱某松履行送達義務。直至2019年9月6日隆江鎮政府直接向朱某溪、朱某松郵寄決定書,才能視為已履行送達義務。朱某強、朱某溪于2020年3月4日提起本案訴訟,沒有超過法定起訴期限,人民法院應予受理。據此,裁定:撤銷一審裁定,指令一審法院繼續審理。

【法官點評】

行政決定應當依法送達。本案中,行政機關通過書面告知形式明確行政相對人的代理人如其無法送達行政相對人本人的,將信件退回該機關并由該機關郵寄至行政相對人戶籍地址。即行政機關以承諾形式為自身設定了具體的送達義務,因行政機關未履行該承諾的送達義務造成行政相對人被耽誤起訴的時間不應計算在起訴期限內。行政機關應當依法踐諾、言出必行,二審裁定依法維護了行政相對人的訴權和信賴利益。

 

八、深圳市某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訴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地價計收案

【案例要旨】

在認定行政相對人是否存在信賴利益時,須根據具體案情全面考量是否存在穩定理性的信賴基礎、行政相對人有無實施完整的信賴行為以及有無因信賴遭受利益損失等因素,并可以參考合法合理的行政慣例。

【案情及裁判】

原告:深圳市某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

2016年7月18日,深圳市福田區城市更新辦公室確認深圳市某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為涉案地塊拆除重建更新項目的實施主體,并于同年8月23日與該公司簽訂了《項目實施監管協議》。該公司于2016年10月31日前將涉案項目舊有建筑全部拆除,2016年12月30日完成建筑物產權注銷手續,2017年7月完成貢獻用地移交工作,2017年7月18日取得《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后該許可證失效。2017年11月2日,該公司再次取得《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

深圳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11月12日發布了市政府第290號令,對《深圳市城市更新辦法》(2009年)予以修訂,刪除了其中關于地價測算的規定,決定城市更新項目地價計收的具體規定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后深圳市人民政府2016年12月29日發布了《關于加強和改進城市更新實施工作的暫行措施》(以下簡稱《暫行措施》),規定了城市更新項目地價測算的新規則,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稌盒写胧肺淳托屡f銜接問題或更新項目過渡期的問題作出規定。

2017年11月7日,該公司申請就涉案地塊測算地價。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以下簡稱“深圳市規資局”)依據《暫行措施》確定地價款約為6.003億元,于2017年12月28日與該公司簽訂《深圳市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書》,在該合同附加條款中約定保留了該公司提出異議的權利。

該公司主張新舊地價之差高達3.1億,其基于對《深圳市城市更新辦法》(2009年)的信賴參與了涉案更新項目,且在《暫行措施》出臺前完成了建筑物拆除工作,其信賴利益應予保護,應按舊有辦法計價,遂起訴請求:撤銷深圳市規資局按《暫行措施》測算地價的行為,并判令深圳市規資局重新測算地價。在庭審中,該公司明確,其要求撤銷的測算地價行為是2017年12月28日《深圳市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書》第十條中對土地出讓金的約定。

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判決駁回深圳市某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的訴訟請求。該公司不服,提起上訴。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本案爭議焦點為深圳市規資局在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中依據《暫行措施》計收涉案地塊地價的行為是否合法?!渡钲谑谐鞘懈罗k法》及《暫行措施》對于適用何時點來計收城市更新項目地價沒有具體規定。首先,城市更新是由多個環節構成的復合體系及動態過程。在法律性質上,每一環節仍是彼此獨立,為單獨的法律行為。具體到計收地價上,對地價的計收是在市場主體獲得了建設用地審批、簽訂出讓合同時才完成。本案中,深圳市某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直至2017年7月獲得建設用地審批,才滿足簽訂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計定地價的條件,其主張應適用《深圳市城市更新辦法》在2016年11月12日修正前的舊地價規則,欠缺事實基礎。其次,根據《深圳市城市更新辦法》及實施細則的規定,簽訂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屬依申請行為。該公司于2017年11月方提出簽訂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申請,此時《暫行措施》已生效實施,深圳市規資局依據提出申請時的有效規定來計收地價符合基本法律原則。并且,地價的法律性質是土地使用權人為其使用土地所支付的對價。只有簽訂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后,受讓人方可合法享有國有土地使用權。故深圳市規資局以申請簽訂出讓合同時點的標準計收地價具有合理正當性,否則會出現尚未合法使用土地卻已按當時標準計算地價之悖論。第三,深圳市規資局適用《暫行措施》計收地價未違反信賴利益保護原則。對相對人信賴利益的保護,要全面考量信賴基礎存在與否、相對人有無實施完整的信賴行為、相對人有無因信賴確實遭受利益損失等多個因素。具體到本案中,從《深圳市城市更新辦法》2009年實施至2016年修訂的七年間,地價規則數次變動,2015年深圳土地主管部門已以規范性文件的方式明確了地價測算時點為符合測算地價條件的受理申請時間,實踐中也一直遵照執行,形成了穩定的行政慣例,故難以認定該公司對舊有地價規則存在足夠穩定理性的信賴,不能認定深圳市規資局適用《暫行措施》計收地價違反了信賴利益保護原則。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官點評】

行政相對人基于對舊規定的信賴已實施了前期行為,相關規定變動對行政相對人后續可能會產生不利影響,由此產生規定變動合理性與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保護之間的平衡問題,涉及行政法上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基礎是行政相對人存在應受法律保護的信賴利益,本案判決對如何認定行政相對人存在信賴利益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應考量標準,對厘清此類案件的裁判思路,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九、楊某訴廣州市公安局荔灣區分局、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職責案

【案例要旨】

對符合受理條件的見義勇為確認申請事項,負有受理審核和確認職責的行政機關未依法履行相關法定職責的,應當判決其限期履行法定職責。

【案情及裁判】

原告:楊某

被告:廣州市公安局荔灣區分局、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

2018年9月30日凌晨4時許,廣州市荔灣區中南街道某居民樓發生電動車起火事故。楊某參與施救撲滅火災,因吸入煙塵導致呼吸系統受損。同年12月25日,廣州市荔灣區中南街道辦事處向楊某頒發榮譽證書,發放獎勵金300元。2019年3月,楊某向廣州市公安局荔灣區分局申請確認為見義勇為人員并申請經濟補助和獎勵。廣州市公安局荔灣區分局中南街派出所核實了楊某的救火事跡。2019年4月,廣州市見義勇為基金會向楊某發放慰問金1萬元。因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組建的區見義勇為評定委員會尚未制定該區的見義勇為確認辦法,廣州市公安局荔灣區分局受理該申請事項后既未審核上報,亦未向楊某作出書面答復。楊某不服,訴至法院。

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一審認為:根據《廣東省見義勇為人員獎勵和保障條例》《廣州市見義勇為人員獎勵和保障實施辦法》的相關規定,省、市、區三級政府均應成立見義勇為評定委員會,負責見義勇為的審核確認工作,且應制定審核確認辦法并向社會公開。本案中,廣州市公安局荔灣區分局受理楊某申請后未及時審核上報,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組建的區見義勇為評定委員會以尚未制定審核確認辦法為由認為無法對該申請事項作出處理,均屬未依法履行法定職責。據此,判決:廣州市公安局荔灣區分局、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在判決生效后六十日內對楊某的見義勇為確認申請作出處理。一審判決后,各方當事人均未提出上訴。廣州市公安局荔灣區分局、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政府已按行政判決主動履行法定職責,審核確認楊某為荔灣區見義勇為人員。

【法官點評】

見義勇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體現。本案判決行政機關限期履行見義勇為審核確認法定職責,弘揚了友愛互助和公正法治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十、羅某等十人訴珠海市自然資源局建設工程規劃許可案

【案例要旨】

規范性文件涉及加裝電梯行政許可時,應當遵循上位法關于業主共同行使權利實行票決制的規則,不得隨意增設業主的法外義務。即便原告未明確訴請附帶審查規范性文件,但只要其訴請內容包含該意思表示或者不進行附帶審查將導致明顯不合理的結果時,人民法院亦應主動審查。

【案情及裁判】

原告:羅某等十人

被告:珠海市自然資源局

羅某等十人系珠海市某小區一期6棟一單元業主。自2018年6月,該單元業主開始籌備加裝電梯事宜,除201房、202房業主外,其余業主均同意增設電梯。2018年10月,珠海市自然資源局經初審后公示了加裝電梯項目設計方案。2019年7月2日,珠海市自然資源局收到羅某等十人提交的關于加裝電梯方案及申請,并承諾于同月16日前辦結。同月10日,珠海市自然資源局作出《珠海市某小區一期6棟加裝電梯方案的審核意見》(以下簡稱《審核意見》)告知羅某等十人:該加裝電梯方案尚未與對增設電梯事項持有異議的業主達成諒解,根據《珠海市既有住宅增設電梯指導意見》第八條、第十一條規定,請補充與不同意增設電梯的業主達成補償協議等材料,并妥善處理相關異議。羅某等十人收到《審核意見》后,就補償的事宜積極與兩戶反對業主協商,在遭拒絕后提交補充材料,再次申請審批。但珠海市自然資源局以需要全體業主100%同意為由,拒絕審批加裝電梯方案。羅某等十人不服,訴至法院。

另查明,自2016年10月22日起施行的《珠海經濟特區城鄉規劃條例實施辦法》第四十六條第一款規定:“既有住宅建筑需要使用共有部分增設電梯的,應當滿足城市規劃、建筑設計、結構安全和消防安全等規范,并征得本建筑單元內全體業主的同意后報規劃部門審批。”珠海市人民政府2018年5月制定的《珠海市既有住宅增設電梯指導意見》第十五條規定:“公示無異議或者已妥善處理異議后,申請人應當向城鄉規劃行政主管部門申領增設電梯的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申請人申領增設電梯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的,應當符合下列條件:(一)申請人與在增設方案公示期內提出異議的相關業主已達成一致意見的證明材料……”。

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為,被訴《審核意見》實質上是要求羅某等十人提供全體業主同意加裝電梯材料,亦即變相“架空”《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七十六條“雙過三分之二”的規定。據此,判決:珠海市自然資源局于30日內就羅某等十人關于增設電梯工程規劃許可的申請履行法定職責。珠海市自然資源局不服,提出上訴。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既有住宅加裝電梯工程,屬于對建筑物局部改建,并非新建工程。并且,增設電梯所使用的土地,屬于本樓棟業主共有的建筑所占用的土地,不是低層業主獨有的。因此,舊樓增設電梯作為改建附屬設施事項,表決程序亦只需三分之二以上業主同意,少數業主不具有否決權。涉案加裝電梯項目申請規劃許可過程中,羅某等十人亦竭力配合規劃部門的建議及異議業主的意見,制訂有效的方案,已盡到必要且充分的注意義務。但珠海市自然資源局作出的《審核意見》實際是要求提供全體業主同意的材料,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七十六條“雙過三分之二”的規定。該意見還要求許可申請人需與異議業主就加裝電梯方案達成諒解,過于嚴苛。此外,珠海市自然資源局兩次作出加裝電梯項目設計方案的批前公示,均明確了現場公示方法、公示期間和有效意見反饋方式,但201房和202房業主未按公示所要求的“有效反饋意見方式”或時限提出異議,屬于無效異議。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官點評】

本案判決生效后,珠海市自然資源局主動履行了判決確定的義務,珠海市人民政府亦將《珠海經濟特區城鄉規劃條例實施辦法》與上位法相悖的加裝電梯條款予以刪除,并于2021年3月3日發布了新《珠海市既有住宅增設電梯指導意見》。本案判決通過間接審查行政機關作出加裝電梯審核行為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推動個案爭議實質化解,切實保護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助推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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